切尔克斯种族灭绝与俄式战争逻辑
——读彼得·格鲁津斯基《高地人离村》
任晶晶
“高地人离村”这幅油画，放到今天，乍一看很容易被误以为是哪位战地摄影师在高加索或乌克兰前线抓拍的一个瞬间：山谷狭窄，云雾压顶，牲畜、车队、人群挤在一条满是石块的小路上，妇女抱着孩子，老人伏在车板上，青年战士回头张望，神色警惕。实际上，这是一幅创作于 1872 年的历史画——俄帝国画家彼得·格鲁津斯基（Peter N. Gruzinsky）的《高地人离村》（The Mountaineers Leave the Aul）。这幅画所记录的，是切尔克斯人被沙俄驱逐出高加索故土的集体出走场景；它所折射的，却是整个帝国殖民逻辑：军事征服、经济破坏、人口替换，再加上对记忆与话语的占领。今天，当俄乌战争已经让上千万乌克兰人被迫离家、分散在欧洲各国和乌克兰境内各地时，重新看这幅画，很难不产生强烈的时代回声。从高加索山道到乌克兰平原，我们从一幅十九世纪油画里读懂俄式战争逻辑。
构图里的“被迫上路” ，意象中的“慢性屠杀”
这幅画的构图，很有讲究。画面中央是一辆被粗布篷布罩住的牛车，车上躺着病弱的妇人和孩子，周围簇拥着族人。整个队伍自右下向左上斜着推进，像一个缓慢挪动的三角形，把视线一步步推向远处阴影中的山城和雪峰。
最前面，是一对拖着牵绳的男女，表情疲惫却仍在维持秩序；中景，是挤在车队和羊群之间的老人、妇女、少年；最后方，则是回望山谷的骑手，似乎在防备追兵，又像在做最后的告别。
这种层层递进的结构，使得“离开”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段被拉长的时间：观者几乎可以感到这一队人已经走了很久，还将继续走下去。山道狭窄、坡度陡峭，车轮深陷在碎石里，牛的筋络绷得很紧，仿佛随时会崩断。这些细节，把“被迫上路”的压力，落实到了每一块石头、每一根木辕上。
色彩上，格鲁津斯基用的是典型的 19 世纪学院派历史画调子：整体偏灰褐，局部用红衣、白纱提亮。远山是冷灰蓝，近景是暖土黄，中间用一缕淡淡的光斜照在车篷和人物上，似乎是清晨，也可能是日落。这一束光并没有带来多少安慰，反而让人更清楚地看到这些面孔的憔悴。
与许多“一目了然”的宣传画不同，《高地人离村》没有安排一个居高临下的“英雄中心”。画中最显眼的，是车上的病妇和怀里的孩子，但他们只是众多受难者中的一员。权力的主体——俄军、官员、命令——完全不在画面里。只有被驱赶的人，和他们不得不走的一条路。
如果说构图写的是“出走”的形状，意象写的就是“灭绝”的方式。画面里没有鲜血，没有直接的杀戮，只有一个看似普通的迁徙队伍：牛车、羊群、家什、被褥……这一切都很容易被解释成“战争之后的难民潮”。但结合史料就能看出，这并不是自然灾害后的自发迁徙，而是帝国设计下的“清场行动”。
19 世纪中叶，沙俄在高加索推行的，是一种以屠杀、焚毁、饥饿和疾病为工具的“焦土政策”：村庄被烧，庄稼被毁，牲畜被抢，水源被毒化，大量人群被迫向黑海港口集中，再被塞进破旧船只，送向奥斯曼帝国。其结果，是原本约四百万的切尔克斯人口，到世纪末只剩十五万左右，损失率在九成以上。
画里的那条山路，就是这套政策的具象化场景：它不是走向某个自由的“新家园”，而是走向一个被安排好的死亡序列——山中冻饿、海上沉船、海岸瘟疫。牛车上那一抹白布，既像伤病人的裹身，又隐隐有裹尸布的意味。远处山脊上若隐若现的堡垒，则提醒人们：造成这一切的，不是天灾，而是有计划的国家暴力。
格鲁津斯基本人并非切尔克斯人，而是出身格鲁吉亚王室后裔的俄国画家，他的视角既不完全是“帝国宣传者”，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抗者”。画面没有直接控诉，却通过对妇女、儿童、老人细节的描绘，把暴力的结果放到了观者面前。帝国军队缺席画面，反而让这幅画带上了一种“慢性屠杀”的阴影：杀戮的刀已经收起，但杀戮的后果在道路上延续。
《高地人离村》读出的帝国记忆
与今天大量冲击眼球的战地照片相比，《高地人离村》属于另一种视觉传统：它不是抓拍的现场，而是经过铺排、提炼的“历史画”。这种画法在 19 世纪欧洲很流行，用来表现拿破仑战争、革命、宫廷政变等重大事件。
历史画有几个特点：人物众多、动作复杂、情节集中在一个“关键时刻”，同时又要通过服饰、道具、背景交代大量信息。格鲁津斯基沿用了这套语言，但做了两个重要调整。一是把“英雄”挪开，把焦点放在普通人身上。这里没有凯旋的将军、签约的皇帝，只有被迫离开的高地人。二是弱化戏剧性的“单一高潮”，改用一种接近纪实的铺排。画面像一段缓慢推进的镜头，而不是舞台上的定格。
这一调整，在当时是一种悄然的创新。它让历史画从“歌颂权力的舞台布景”转向“记录受难者的苦难现场”。放到今天来比，很多所谓“现代表现艺术”喜欢用符号、装置和概念来暗示战争与暴力，往往只给一个隐晦的线索，让观众自己去补全故事；《高地人离村》则反其道而行之：把故事讲得很清楚，把苦难写在脸上，把人推到观者眼前。
这既是优点，也暴露出局限。优点在于，它的同情立场很明确，观者很难在这幅画里替帝国找到什么高尚的借口。局限在于，它仍然停留在“事件再现”的层面，没有更进一步追问暴力背后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画中的切尔克斯人仍然被描绘成“风景化的高地人”：服饰华丽、姿态优美，与欧洲观众熟悉的“东方主义”视觉趣味相吻合。
今天的艺术界，对战争和暴力的表现有两种常见路径。一种仍然延续写实传统，通过具象绘画、雕塑、摄影，把受难者的身体和表情直接呈现出来；另一种则更偏向观念化，用抽象符号、数据、装置来指涉权力结构，比如用成堆的鞋子、护照、身份编号组成作品，用坐标、地图、算法可视化战争。
与这些做法相比，《高地人离村》有两个值得讨论的地方。第一，它保持了“叙事”的完整性。画里既有宏观的历史背景（山城、堡垒、军旗），也有微观的生活细节（破鞋、羊群、锅碗瓢盆）。观者可以顺着画面推演出一段故事：村庄被袭、财物被迫收拾、家人匆忙上路。这种叙事能力，在很多只强调符号冲击的当代作品里反而变得稀缺。第二，它通过“群像”而不是“个体英雄”来表达情感。画中没有一个被过度凸显的中心人物，每一张脸、每一个姿态都可以成为阅读入口。这样的处理，比起那种只靠放大一张受伤儿童照片来唤起同情的做法，更能让人看到暴力的结构性——不是偶然的悲剧，而是一整套系统对一整个族群的摧毁。
当然，这幅画也有自身时代的局限。它仍然停留在视觉层面，对权力的批判更多停留在隐含的同情，而不是明确的指责；它也没有为被驱逐者赋予政治声音，而是把他们安置在一个“被观看”的位置上。今天的乌克兰艺术实践里，已经有很多作品试图打破这种单向凝视，让战火中的人自己发声。
被驱逐的切尔克斯人与今天的乌克兰
如果视线从 19 世纪拉回当下，很难不把这幅画和俄乌战争联系起来。2022 年以来，俄军入侵乌克兰，造成自二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人口流离失所。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显示，2024 年中期，乌克兰境外登记在册的难民超过六百万人，境内流离失所者约三百七十万，总计超过一千万乌克兰人被迫离家。从乌克兰西部边境的难民车队，到被导弹炸毁的居民楼下的防空洞，人们看到的，是一遍遍重复的场景：母亲抱着孩子、老人坐在破旧的行李上、宠物被塞进背包，手里提着塑料袋或纸箱，里面装着可能是这辈子最后一批家当。
与格鲁津斯基画中的牛车相比，这些行李箱、救援巴士和火车车厢，当然更现代；但从“被迫离家”的经验看，两者相当接近：都是在大国扩张逻辑下，被轻易抹掉的平民生活。更值得注意的是，记忆政治上的相似：沙皇俄国曾用“自愿迁移”“开化边疆”来美化对切尔克斯人的清洗，今天的官方话术则把对乌克兰的攻击包装成“特别军事行动”“解放说俄语的同胞”。前一种叙事已经被大量档案和证言揭穿，后一种正在被战地记录和国际调查不断戳穿。
在这种背景下，《高地人离村》不只是“过去的画”，而是一个提醒：帝国在讲述自己的历史时，往往会把暴力改写成“文明进步”，把驱逐写成“自愿迁徙”。那些画面上看似“平静而有序”的行军队伍，背后是枪口、饥荒和瘟疫；那些口头上声称“保护族人”的行动，往往伴随着对另一群人的抹杀。
《高地人离村》画的是 19 世纪高加索山道上的人群，却也画出了一个反复出现的现代图景：帝国扩张，边疆民族被驱逐，大国博弈盖过个体命运，灾难在一次次“文明的进步”名义下重演。今天，乌克兰的难民队伍仍在延伸，世界各地被迫离家的群体也在不断增加。联合国的统计显示，2024 年全球被强迫流离失所的人数已经超过一亿二千万人，其中包括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寻求庇护者，这是十年前的近两倍。
在重大历史事件面前，艺术家究竟该怎么办？是保持距离，担任冷静的记录者，还是主动站队，成为一种“视觉抵抗”？《高地人离村》给出的答案，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姿态：既没有完全和帝国宣传合流，也没有发展出明确的反帝宣言，而是在写实叙事中加入了浓厚的人道关怀。这种姿态的价值，在于它为后来者留下了问题的素材。一个多世纪后，人们可以在史料和口述史的交叉印证中，把这幅画重新放回“切尔克斯种族灭绝”的坐标里，看到当年被驱逐者的面孔。
对今天的艺术家来说，时代的重大事件不仅包括炮火中的战争，也包括难民营里的排队、社区里的歧视、社交媒体上的仇恨语言。乌克兰难民的照片、手机视频、纪录片，正在形成一套新的视觉档案。如果有哪位当代画家愿意像格鲁津斯基那样，用历史画的方式去凝固一个场景，也许可以在乌克兰的某条公路上找到同样的构图：一辆装满行李的车、被战火吓坏的孩子、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年轻人、回望故乡的神情。画家如果只停留在震撼性的爆炸场景，很容易被新闻图片取代；只有像格鲁津斯基这样，抓住“被迫离开家”的日常瞬间，把宏大的暴力落到具体的脸上和动作上，作品才有可能穿越时间。
在俄乌战争的语境里，一幅真正有力量的作品，未必需要描绘战机和坦克，反而可以是一列在车站等待转移的难民，一间临时学校里写字的孩子，一个在废墟边给手机充电的老人。这些姿态，看似平凡，却是战争最真实的横截面。把一次历史灾难用视觉艺术的形式摆在人们面前。对于那段历史灾难，彼得·格鲁津斯基的这幅画，虽然没有提供解决方案，但给出了一张必须面对的图像：人群被挤在狭窄的山路上，带着有限的家当，向一个不知是生是死的方向走去。它提醒人们，战争和殖民并不是抽象的大词，而是一次次具体的离家，是一次次“高地人离村”的重复。哪一天，当新的画家拿起画笔，去描绘乌克兰或其他地方的难民队伍时，这幅 1872 年的油画，仍会在背后隐隐发光，像一面老旧却顽固的镜子，逼着人们把今天的世界，放在更长的时间轴上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