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语言对抗遗憾，以书写对抗死亡
---评李翊云的英文文学创作
任晶晶
【华裔美国作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李翊云（Yiyun Li）的最新回忆录《自然万物终要生长》（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于5月20日出版，这是一部直面痛苦的作品，记录了作者在相继失去两个儿子后的思考与生存方式。李翊云在书的开头写道："没有好的方式来说这件事，没有好的方式来陈述这些必须承认的事实。我和我的丈夫有两个孩子，但失去了他们：文森特2017年去世，16岁；詹姆斯2024年去世，19岁。两人都选择了自杀，都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死去。"这本192页的回忆录体现了李翊云所称的"激进接受"（radical acceptance），即不寻求康复或超越的叙述，而是专注于与死亡共存的现实。这是李翊云关于自杀主题的第三本书。继2017年的散文集《亲爱的朋友》和2019年的小说《理由终结之地》后，新作是因小儿子詹姆斯2024年自杀而引发的思考。李翊云明确表示，这不是一本关于悲伤或哀悼的书，也不会提供从痛苦到超越的整齐叙事弧线。书中，李翊云通过阅读加缪和维特根斯坦、学习钢琴、园艺和写作等方式，寻找能为詹姆斯保留位置的词语。她拒绝使用传统的安慰性隐喻，坚持用直接、不加修饰的语言写作。评论界对这本书给予高度评价。《纽约时报》称其为"直接而毫不留情的反思，李翊云不仅面对失去孩子的痛苦，也面对语言的局限"。《卫报》评价这是"一部坚决不煽情的作品，却可能以其情感力量让你震撼"。---UCA Weekly推荐 】
李翊云（Yiyun Li）是当代最引人注目的华裔作家之一。她出生于中国北京，用英语创作，在美国文坛赢得众多奖项，包括麦克阿瑟“天才奖”等殊荣。然而，在光鲜履历背后，李翊云的人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剧痛：她的长子在16岁时选择自杀离世，而次子亦在青春年华走上同样的不归路。丧子之痛深深影响了她的创作，使她的小说与散文成为与悲伤对话的独特文本。李翊云以文字为武器，对命运的痛苦和不可知予以顽强反击——她不相信生活有“简单的出路”，认为寻求表面的心灵平静无异于落入陈词滥调。正如她直言：“我不和解。”在文学中，李翊云拒绝和解与逃避，而是选择直面深沉的悲痛，将无法言说的哀伤转化为有意义的语言。笔者这篇文章探讨李翊云如何以文学书写丧子之痛，对悲伤与死亡的哲学思考。
把不可言说的悲伤化为生命叙事
对于丧子之痛这种 沉重而难以言表的悲伤，李翊云选择以小说和散文将其转化为可以被感知、被理解的叙事。在小说创作中，她没有拘泥于传统写实的悲痛记录，而是大胆创造出独特的叙事空间。例如《理由的尽头》是一部融现实与想象于一炉的小说：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在时间停滞的虚构空间里，与已逝的少年儿子展开对话。死亡通常意味着绝对的沉默和永别，但李翊云偏以作家之想象力打破这一藩篱——她“将死者召回”，在生与死、昨日与明日的缝隙间架起桥梁，进行一场本不可能的母子对谈。
这种天马行空的处理，赋予了“不可说”的哀恸以具体可感的话语形式。书中母子俩独特的交流方式耐人寻味：他们不是一味沉浸在悲伤中，而是经常以文字游戏和辩论来互动。母亲和儿子争论形容词和名词的优劣、即兴创造词语（如在time之后创造“aftertime”来指代死亡后的时间），这些表面漫不经心的对话实际隐喻着他们对人生的不同态度和对死亡的探问。通过这样的语言拆解与重构，李翊云巧妙地将难以言喻的丧子之痛融入了文字的肌理，让读者在母子看似理智甚至俏皮的言语交锋中，体会到无法挽回的失去所带来的隐秘震颤。
如果说《理由的尽头》以对话形式让亡子“说话”，将悲痛化作一场寻觅“理由”的智性探索，那么长篇小说《我该走了吗》（Must I Go）则通过另一种叙事策略来书写失子之痛。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莉莉亚是一位88岁的老妪，晚年栖身于养老院中，内心却埋藏着女儿自杀的伤痕。她选择翻阅并注释已故旧情人的日记，把对逝去女儿露西的追忆与哀思，隐匿在对往事他人故事的评注之间。莉莉亚这个人物形象充满棱角：她尖刻、坚忍，似乎总穿着一副嘲讽人生的铠甲，以刻薄的幽默对抗内心的悲恸。她每日在日记边缘写下零碎的往事和犀利的戏语，以此作为情感的“缓冲器”，用反讽和理智克制来对冲失去女儿的“无底的悲伤”。正如评论所言，莉莉亚的冷峻机智仿佛是一层隔离悲痛的薄膜，让读者得以跟随她“顽固而调皮”的声音走过那片看似荒芜的哀悼之地。李翊云在小说中精妙地探索了我们所“热爱、失去与哀悼的事物如何塑造、打破并重塑我们成为今日的自己”。通过莉莉亚的人生独白，她让读者看见一个母亲如何在痛失爱女后重整生命：每天早晨莉莉亚都会自语“又是露西拒绝去过的一天”，并倔强地宣告自己要“活着过好每一天，以此拒绝接受女儿对生命的拒绝”。这种近乎执拗的生命宣言，将母亲难以言喻的哀痛转化为了对人生的另一种理解：既然爱与失去皆无法避免，那活下去本身便成为一种回应悲伤的方式。
除了小说，李翊云也以散文直面丧子之痛，尤以新近出版的英文散文集《自然万物只是生长》（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最为典型。这部不足二百页的回忆录式作品，是作者在接连痛失两子后写就的生命独白。李翊云在书中冷静地记录了两个儿子先后自杀给自己带来的深渊般的痛苦。她直言：“我身处深渊。我不是偶然跌入深渊……我只是无端地、惊人地发现自己身在深渊之中”。寥寥数语，已足见这无法形容的绝望。
然而，李翊云并未让文字停留在痛苦的表象呻吟上；相反，她展现出一种近乎抗拒崩溃的理性，在最黑暗的时刻依然伸手去抓书本和语言，努力“用文字向自己解释自己”。在悲痛欲绝之际，她频频援引文学与哲学大师之言（从维特根斯坦、尤里彼得斯到加缪、菲利普·拉金等）来探寻生命的意义。这些看似理性的引述，实则是她在语言中为自己的悲伤寻找支点的一种方式：当现实的苦难无法消解时，只剩下文字和思想可以让她稍得安顿。
书名“自然万物只是生长”本身就蕴含深意——纵使个人命运经历了永不愈合的创伤，自然与时间却不为所动地向前生长。李翊云在痛苦的静止中目睹自然的持续，这既是一种残酷，也是一种启示：正如评论所言，经历惨痛之后人之所以还能前行，只因“别无他法”。她用简洁而优美的文字写出了这种近乎宿命的坚持，将丧子之痛化作对生命本质的沉思与接受。通过散文这一私人而坦诚的形式，李翊云毫不避讳自身脆弱，将“不可言说”的悲伤赤裸呈现在读者面前，却又以文学的力量使之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和美感。
悲伤、死亡与记忆的哲学思考
李翊云的作品不仅是情感宣泄，更是对悲伤、死亡与记忆深邃的哲学思考。她笔下的人物在面对生死离别时往往提出无法回答的终极问题：死亡意味着什么？逝去的人是否还能感知痛苦？生者如何背负“不确定的真相”继续活下去？这些疑问在《理由的尽头》中反复浮现。小说中，母亲永远无法得知儿子自杀前最后数小时的所作所想——这种未知本身就成为永远的伤口。然而，李翊云并不试图用虚假的安慰来缝合这道伤口。相反，她秉持了一种类似于济慈所说“消极的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的智慧：接受生命中的“不确定、神秘和疑惑”，而不急于寻找确定的答案。在小说里，母亲选择不打开儿子遗留的电子日记档案，正是这种接受未知的体现。她明白有些谜底将永远是谜，于是学会与困惑和痛苦长期共处，而非徒劳地向命运讨一个“理由”。这种对谜团的承认与容忍，使李翊云的作品在直面绝望时依然保持了一丝理性的亮光。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如果一部关于丧子的书要令人信服地“肯定生命”，就必须避开一厢情愿的自我欺骗，而需通过否定之路抵达某种更深刻的肯定。李翊云正是如此：她不粉饰太平，也不编造虚假的希望，而是在承认生命残酷真相的基础上，寻找微弱但真实的力量。
在语言层面，李翊云对悲伤的思考更见深度。她深知语言的局限性，却依然锲而不舍地与语言较劲，努力拓展语言能够涵盖情感的边界。她的作品可以说是与语言匮乏症的一场长期斗争：现有的词汇往往不足以描述锥心之痛，惯常的哀悼言辞又流于疲乏和虚空。为此，李翊云在写作中不断试验情感表达的新可能性，有意“解构”那些陈词滥调式的悲伤语言。例如，在《理由的尽头》中，儿子尼古拉不停地提醒母亲警惕语言的模糊与陈腐——他嘲笑母亲开始滥用形容词和陈词俗语，警告她“不要以变成拙劣作家的方式来抗议”。母子俩一问一答的机锋，实际上是作者本人在思考如何避免语言在巨大悲痛前失效。李翊云通过这种文字自反，既展现了言语在安慰与理解中的无力，也展示了她企图超越这种无力的决心。
李翊云笔下的人物有时宁愿沉默，也不愿用空洞的字句亵渎真正的悲伤；而当他们开口时，每一句对话都经过谨慎权衡，凝结着对生死的洞见。李翊云曾在采访中表示，她擅长前往“语言无法企及之处”去挖掘情感。的确，她笔下的悲伤往往藏于字里行间的空白与停顿中，藏于反问句和隐喻背后，让读者去感受那些语言未尽之意。在她最新的散文中，李翊云更进一步直陈自己的生存体验——“深渊…是我的栖身之地”。这一描述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哲学意味：深渊象征着人类情感的极限与理性的尽头，而她不得不在此“栖居”，试图用文字为自己构建一席立足之地。如果说悲伤是人类情感的深渊，李翊云则勇敢地进入深渊探寻，质问“深渊能否成为一个人自然栖居的地方？我们能否如接受头发或眼睛的颜色一般，来接受痛苦本身？”这些发人深省的追问没有标准答案，却照亮了李翊云作品的思想深度。在她的文学世界中，悲伤不只是个人的不幸经历，更成为对生命本质的哲理叩问；而语言既是摇摇欲坠的桥梁，也是人类孤勇前行时唯一的火把。
李翊云的文字风格以简洁冷静著称。在她的笔下，没有华丽词藻的堆砌，只有孩童般的认真和纯净。这种简约朴实的美学使她的语言如清冽之水，透明却有深度。不事雕琢的表层下，每个字词都经过深思熟虑，精确传达情感而不流于煽情。正如李翊云自己所说，英语成为了她的“私人语言”，每一个词语都需反复斟酌后才能落到纸上。这种对语言的执着与克制，造就了她作品独特的质地——文字表面平静克制，内里却涌动着巨大的情感能量。
李翊云的语言冷静而有力度，蕴含一种“不带丝毫感伤的爱”和“残酷的关注”。评论家加斯·格林威尔精辟地指出，她对于笔下人物的关注近乎一种上帝视角的凝视：既慈悲入微又不流露怜悯，带着近乎残忍的清醒。这种“泯灭自我”的写作态度使她能以冷静的笔触描摹人类最深的痛苦而不失真诚。李翊云擅长在理性与情感间取得微妙平衡：文字保持理性节制，但词里行间透出的悲悯和锐利洞察直击人心。在小说《理由的尽头》（Where Reasons End）中，母亲与亡子灵魂对话的语调就既“辛辣又略带顽皮”。他们对语言本身不断打磨推敲，反复玩味字词的精确与否，仿佛李翊云借人物之口在宣示自己的语言哲学：拒绝含混空泛，唯有精准的言语才能承载巨大的悲痛。正因这种执着于文字的精确和纯净，她的作品语言看似平淡简洁，实则余韵悠长，冷静中蕴藏着巨大的情感张力。
华裔身份对创作的影响
作为一位华裔作家，李翊云的身份认同与语言选择也深刻地影响了她的创作主题与表达方式。她出生成长于中国，成年来到美国定居，却选择“背弃母语”而用英语写作。对李翊云来说，英文不仅是创作工具，更象征了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年少时，她在母亲的强势管教下成长，个人隐私几乎不存在。为了对抗母亲随意翻看自己日记的控制，李翊云发明过一套日记“加密”方法，用风马牛不相及的词语替换真实所见，以致中文日记变成了一种她母亲读不懂的隐秘文字。这种独特经历使她对语言与身份有着非常个人的理解：母语中文一度成为她与原生家庭斗争的战场，而英语则意外地成为她争取独立人格的避难所。
12岁初识英文时，她就感到仿佛打开一道通往自由的门——母亲不懂英文，因此英文为她筑起屏障，抵挡住了来自家庭的审视和束缚。多年后，当她真正以英语写作，她更是在这个第二语言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写作时，我经常忘记别人也会使用英语。英语是我的私人语言。每一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变成我的文字”。这种把英文当作纯粹自我表达领域的态度，使她的写作不受故土人情的羁绊，形成了高度个人化的风格。
李翊云作为移民作家，从未让自己的创造力局限于身份标签之内。早在她初登文坛时，西方评论界一度试图将她归类为提供“中国故乡故事”的少数族裔作家。她的早期作品《千年祈愿》等确实描绘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小人物命运，曾被视为观察当代中国的窗口。然而，李翊云很快用“难以捉摸、不可归类”的作品回应了这种期待。她拒绝迎合任何文化刻板印象，也反对创意写作中的程式与套路。事实上，她的人生选择本身就带有反叛色彩：在几乎可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时毅然辍学写作；坚持用英文写作并长期拒绝将自己英文小说译成中文出版。
李翊云曾直言，写作是她人生中唯一彻底摆脱母亲（以及故乡既定叙事）控制的部分，她不愿让母亲的声音再度侵入自己的文学世界。直到近年《我该走了吗》中文译本问世之前，她始终没有授权任何小说译回中文，就是出于这种对自主叙事空间的珍视。由此可见，李翊云的华裔身份并未令她囿于中美文化冲突或寻根叙事这些常见主题，反而促使她不断思考语言与自我的关系，探索如何在跨文化的语境下保持创作主体性的独立。也许正因为身处两种文化之间，她比常人更清楚语言与记忆、身份之间的张力：长期使用第二语言阅读写作，让她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付出了代价——英语的“中立甚至漠然”一度篡改了她的记忆，以至于她梦回童年时，梦中的亲人竟都开口说英语。这种疏离感似乎使她成为“自己的异乡人”。
这种游离于母语文化之外的状态，也赋予了她创作上的独特视角和勇气。她笔下的悲剧与情感放之四海而皆准，很少直接讨论华人身份认同的焦虑，却往往在更形而上的层面触及“他者”与“孤独”等主题——这或许正是移民身份潜移默化的影响。李翊云用英文书写华裔经验，却超越了族裔经验本身，将个人的苦痛升华为普遍的人类经验。这使她在美国文坛占据一席独特的位置：既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经验”书写者，又是超越国界的普世人性书写者。她的文化身份让她更敏锐地察觉生活中“被低估”的人和事；而她的跨文化背景则令她的笔触既植根东方的含蓄内敛，又融汇西方的理性剖析，从而形成兼容并蓄的表达风格。可以说，李翊云以个人经历证明了：真正伟大的文学终究能突破语言与文化的屏障，直指人类共通的情感与命运。
概言之，李翊云的文学之旅，是一场以语言对抗遗憾，以文字对抗遗忘，以书写对抗死亡的漫长对话。在痛失爱子的深重悲恸中，她没有选择噤声或屈服于绝望，而是以冷静而深情的笔触，将“不可承受之痛”铸造成了隽永的文字。无论是小说中虚构的母子对谈，抑或散文里赤裸的自我剖白，李翊云都在尝试用故事和语言为失去寻找意义。她作品中的每一句克制对白、每一个隽永比喻，都是在废墟上重建秩序的努力，让读者在悲伤的荒原上看到了人性尊严与情感韧性的闪光。李翊云以她简洁精准的语言美学和深沉勇敢的思想探索，丰富了文学书写悲伤与死亡的方式。她证明了真正动人的哀恸之书不在于涕泗滂沱的宣泄，而在于静水流深的力量——那股穿透心灵的平静与坚定，仿佛黑夜中微弱却不灭的光。
通过李翊云的文字，我们得以陪伴一个母亲走过丧子之痛的幽暗谷底，又在字里行间领悟到生命的复杂真相和情感的普遍共鸣。她的文学实践既是个人的自我疗愈，更升华为对人类经验的诗意冥想。在李翊云笔下，悲伤深渊中的呼喊化为了感人的乐章，逝去的痛楚经由语言的锤炼终被赋予了新的形式和意义。她的两个儿子的生命，在她的字里行间复活了，超越了生理生命的界限，借由阅读李翊云的怀念之书，活在每个读者的心中。
李翊云对死亡的哲学思考，也鼓励人们思考死亡在人生的位置。不避讳死亡这个话题，坦然面对哪怕是最不能接受的死亡，从对死亡的深刻理解悟到人生的真谛，家庭的真谛，父母与子女关系的真谛。通过理解人生、家庭、至亲至爱，都终有一死，而让活着更有意义。以至诚之言述至痛之事，让读者在悲伤中看见爱与希望的余烬；用文字之光照亮人性中最幽暗的一角，把人们带出失去亲人之痛的死荫的幽谷；这正是李翊云留给文学世界最宝贵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