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田阳羡
（新历史演义）
元祐末年，天色已渐渐变了。
那时东京城里，风还是旧风，雨还是旧雨，人却不是旧人了。昨日还一席对坐，今日便隔着一道帘子；昨日还把臂论文，明日便在朝堂上互相下手。要说这世上的情分，原也不是没有，只是一到权位跟前，便常常薄得像纸。风一吹，折了；火一燎，没了。偏有些人，心里还记着旧情，嘴上不说，夜里却会想起从前。苏轼便是这样一个人。
这一年，苏轼年纪已高，鬓边添霜，名满天下，身却如浮萍。他一生看过太多起落。少年时意气风发，以为文章可以动朝廷，学问可以安天下。到了后来才知道，文章固然能惊世，惊世也能招祸；才名固然能动人，动人也能刺人。人群里，捧你的人多，怕你的人也多；怕你的人若多了，祸便不远了。
这日午后，窗外微雨，几片蕉叶让风打得轻响。苏轼坐在案边，手里摊着一纸旧书信，墨色老了，意思却还活着。上写的是买田之事。说是阳羡有田，原已看中，心里也真有归老之意。只可惜“已买田阳羡，然亦未足伏腊”，田虽看着了，钱却不宽，终究还只是纸上安排，一腔心愿，未曾落地。
他看了半日，忽而笑了一笑。
旁边侍立的小儿见他笑，忙问：“老爷笑什么？”
苏轼把信笺轻轻合上，道：“笑这世上的人，拼命争来争去，争官，争名，争地，争一口气。到了末了，竟连一块安稳田也未必买得成。可见人算总不如天算。”
小儿年纪小，不懂这话，只陪着笑。
苏轼又道：“不过也好。若样样都由着人心，只怕人更不知足了。”
说罢，便起身走到檐下。那雨丝细细的，天也不黑，只是带着一点灰意。这样的天气，最容易叫人想旧事。
他便想起章惇来了。
若说章惇，此人也不是寻常人物。才气有，胆气有，手段更有。早些年间，二人并非仇人，反倒有过一段同游同论的日子。那时候，少年意气，山水当杯，胸中都是要做大事的话。谁也不曾想到，后来一个成了万世文章宗匠，一个成了朝堂权柄之臣；更没人想到，昔年说笑的人，后来竟真能把对方一步步送到海角天涯去。
这事若说起来，最叫人心凉的，还不单是章惇狠，而是这狠里头，偏夹着旧日相识。刀若从陌生人手里来，痛是痛，却不怪。刀若从旧友手里来，那一下便不止伤皮肉，还要伤心。
苏轼立在檐下，望了一会儿雨，心里却并不翻腾。若在年轻时候，未必不怨；到了这把年纪，倒有些看明白了。章惇何尝只是章惇一个人。章惇后头，是新党旧党几十年的角力，是朝堂上你进我退、你活我死的规矩，是一张一张看不见的网，把人裹在里头。人若落在那网里，想做个有情有义的人，往往比做个狠人更难。
正想着，外头有人来报，说有客至。
来者是旧识之子，姓秦，带了几卷书和几样岭南土物来请安。见了苏轼，先恭恭敬敬行礼。苏轼叫他坐下，又命人斟茶。那后生偷眼看去，只见这位名动天下的东坡先生，衣袍虽旧，神气却宽，像是受过许多风霜，反把人磨出一种亮来。
说了几句闲话，那后生终究忍不住，低声问道：“先生，晚生有一事，常想不明。昔年章公与先生并非路人，何以到了后来，竟下手那样重？”
苏轼听了，并不立刻答，只端起茶来，轻轻吹了吹，道：“你看这茶，初入口时热，搁一会儿便凉。情分也一样。人若只在山水间交朋友，倒还容易；人若在权位里交朋友，就难了。”
那后生道：“难在哪里？”
苏轼笑道：“难在山水不争，权位要争。两个人若一同看月亮，月亮总在那里，不会少一半。两个人若一同争一个位子，那位子只有一个。你上去了，他便下来了。他上去了，你便站不住了。这样一来，人心怎么会不变？”
后生听了，点了点头，又道：“可先生这样的人，原也不大争那些。”
苏轼听到这里，倒笑得更开了一些，道：“不争，也未必就能避祸。你不争一时，人家怕你争将来；你不要权，人家怕你有名；你不要地，人家怕你有心。世事便有这一层可笑处。你明明无意，他偏说你有意。你明明退了，他偏怕你还在。”
说着，便又想起自己那封买田的书信来。
阳羡的田，原不是大事。说到底，不过是一个老人想找个地方终老，春种秋收，冬夏伏腊，活得像个寻常人。可就是这一点心愿，也并不容易。欠的是资财，缺的也是天时。纸上说得明白，“已买田阳羡，然亦未足伏腊”，看似说田，实则说命。一个天下知名的大文士，到头来，连一点买田养老的钱，也要反复筹度。想来真有几分酸。
那后生见他沉吟不语，便轻声道：“先生既有此念，何不早些安顿？”
苏轼抬头看了他一眼，道：“安顿？人若能由着自己安顿，世上便没有那么多漂泊人了。何况，田可以买，身未必能停；屋可盖，命未必肯住。今日说归阳羡，明日一纸贬书，又去千里之外了。”
这话一出，屋里静了一静。
外头雨渐渐大了些，檐前成线。苏轼忽然像想起什么，叫人取笔来。笔墨铺开，他却一时不写，只用手指在案上慢慢划着。那神情既不苦，也不怨，倒像在想一道久已想明白的题。
过了半晌，他才道：“世上的人大半都把‘有’字看得太重。以为有官便稳，有田便安，有财便足，有势便强。其实都靠不住。官会去，田会散，财会尽，势会倒。真正能跟着人走的，不过胸中一点见识，一点气骨。”
那后生听得入神，便问：“这便是先生在《前赤壁赋》里说的意思么？”
苏轼点头，道：“差不多。天地之间，万物各有主。若不是自己的，便一毫也不该拿。人若连这点都想通了，便知道争来争去，多半是空。那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不必争，也自来；不必抢，也可得。可若是官位、财货、田产、权柄，这些东西你便今日得了，明日未必还在。把心都系在上头，岂不叫它们牵着走？”
后生听了，忙道：“可常人总要过日子，总要吃饭穿衣。”
苏轼笑道：“这话不错。活人总得吃饭。买田也不是错。想有个栖身处，更不是错。错在把这些东西当成命根子。一旦得失一来，人便乱了。若能看它们是有也可，无也可，得也可，失也可，那才真活得自在。”
说到这里，他忽又想起惠州、儋州那些年。
惠州的荔枝，儋州的海风，都是苦地方。可苦地方也有苦地方的活路。他在儋州教书，和黎人往来，吃粗饭，睡陋屋，照样写字作文，照样看月听潮。旁人看着，以为这是绝地；他却在绝地里慢慢活出一点生气来。也正因这样，后人才更服他。不是因为他没受苦，正因为他真受了苦，还能不把苦写成怨，把难活成宽。
这时，风从窗外吹进来，纸角轻轻掀动。苏轼伸手压住，又笑着说道：“章子厚大约不会懂这层。”
后生听他直呼章惇旧字，愣了一下，不敢插话。
苏轼却像自言自语似的，道：“他是要做事的人，也是要做成事的人。既要做成，便不肯留手。他眼里先看的是局，再看的是人。旧情也有，只是比不过新法，比不过权势，比不过他要站稳的那一步。这样的人，世上不少。可这样的人，往往也最苦。因为他心里只有‘成’与‘败’，没有‘可惜’二字。没有‘可惜’，人就硬；太硬了，终究也要折。”
他说这话时，脸上并无得意，也无嘲意，只有一种看透后的平静。
那后生轻声道：“先生不恨么？”
苏轼想了一想，道：“年轻时未必不恨。老来再想，恨也无用。章子厚害的，不只是一个苏轼。他害的是自己心里那一点旧情，是朝堂上那一点人味，也是他自己后来退不得、转不得的命。人把别人逼到绝处，常以为自己赢了。其实未必。你看他后来，又得了什么呢？”
后生一时无言。
苏轼却把话又缓缓接上：“人活一世，若只论一时得失，章子厚赢过，苏子瞻输过。若把眼光放远些，输赢便不一样了。一个人若保住了自己的心，不因富贵改其志，不因贫贱失其节，这人便算没有白活。”
这话说得轻，落下去却很重。
屋里静了许久。雨也渐渐停了，天边透出一点亮。那后生抬头看去，只见云脚处竟开了一线淡金色，像老天忽然把一角帘子掀了起来。
苏轼便起身道：“雨住了，出去走走。”
二人缓步到了院中。地上还湿着，墙角几株草让雨洗得青亮。苏轼负手而立，看了一会儿天，忽道：“人这一辈子，若总想着抓住什么，手便总不得空。手不空，便接不住清风，也捧不起明月。你看那许多争权夺利的人，个个手攥得紧紧的，到头来攥住了什么？不过是些一散便空的东西。反倒是肯放手的人，最后留下的更多。”
后生道：“先生留下的是文章。”
苏轼摇头道：“文章只是皮毛。文章背后，若没有一点真气，传不远。真正叫人记住的，不是写得巧，而是这个人遇了大难，还能不变。若文章好，人却窄，人便盖过文章；若文章好，人又阔，那文章便跟着人走远了。”
这几句话，说得那后生心里一动，像忽然明白了什么，又说不全。只觉得从前读东坡诗文，爱的是才；今日见了其人，才知道世人后来为什么把他看得那样重。不是他一生没有输，不是他一生没有苦，正因他真输过、真苦过，末了还肯笑，还肯看月亮，还肯替百姓说话，还肯在无可奈何处留一点宽，才更显出这人难得。
天边云开得更大些了。苏轼慢慢往前走，脚下极稳。那后生跟在后头，忽又想起一事，便问：“先生，那阳羡的田，若终究买成了，先生可会真在那里安身么？”
苏轼停了停，回头笑道：“这话问得好。若买成了，自然想住。可若住不成，也无妨。田是好田，终究只是外物。人若把心安住了，何处不是阳羡？人若心里总不安，便真把田买下十顷八顷，也不过是在地上多画几道边界，仍旧睡不稳。”
后生听到这里，也不由笑了。
苏轼又道：“何况，田有田主，屋有屋主，山有山主，水有水主。惟有一件东西，旁人拿不去，朝廷贬不掉，朋友也害不坏。”
后生忙问：“是什么？”
苏轼抬手指了指自己心口，又指了指天边刚出的那点光，道：“是这个人心里看得开的那一处。”
说罢，便再不多言。
晚间，月色果然出来了。虽不甚圆，却清。侍儿们收拾灯盏，院中渐渐静了。苏轼独坐窗下，又把那封买田书信拿出来看。纸上不过几十字，写的也只是缺钱、买田、托人、未成。可就是这几十字里，竟藏着他晚年多少真意：不是要做富翁，不是要广置田园，不过想寻一个了处，想在风雨之后有个归程。可人生偏有一层意思，越是想落地，越是漂泊；越是想守住，越是留不住。田买不成，未必不是天意叫他再往高处看一眼。
他想到这里，便将信笺轻轻放下，提笔写了几字。写罢，也不细看，只把笔搁了。
窗外的月色落在桌上，像一层极淡的霜。屋里无声，只有远处不知谁家竹叶被风一碰，沙沙作响。
这一夜，苏轼睡得很稳。
而另一边，朝堂上的人还在争，党与党还在斗，章惇那样的人还在想着怎样清障、怎样定局、怎样叫新法走得更稳。只是他们大约不会知道，自己拼命要争的那些东西，日后固然也要写进史书，却多半只占几行；倒是那个总不肯把自己困死在得失里的老人，会在千百年后，仍叫人一念起来，心里就亮一下。
因为权势能压一时，不能压万世。田产能安一身，不能安千古。朋友反目，固然伤人；党争倾轧，也真能置人于死地。可这些都还不是最后的话。
最后的话，反倒落在一个最平常的道理上：
人若把不属于自己的，看得太重，心就小了；
人若把本来会散的，攥得太紧，命就苦了。
苏轼可贵，正在这里。他不是不要田，也不是不知冷暖，更不是生来就无悲苦。他也想买田终老，也为欠资发愁，也会念旧，也会伤心。只是这些事到了他心里，不会长成毒。它们只会慢慢化开，化成一句笑话，化成一篇文章，化成一次临风看月，化成一种比时代更宽的心胸。
所以阳羡的田到底未成，反倒成全了另一层意思。
田未成，名反成。
地未得，人反定。
一时失了安身处，却换来万世安人心。
这便是东坡过人处，也是后世一再念他的缘故。
若按世俗算盘来拨，章惇赢过，苏轼输过。可历史的账本，从来不只算一时。它还要看人到最后，留下的是怨，是狠，是局，是势，还是一口清气。章惇留下的是权柄旧影，转眼即散；苏轼留下的是风骨文章，越久越明。等到尘埃落定，海风吹平旧日恩怨，后人回头再看，才知道真正值钱的，不是那块终未买成的田，也不是那些朝堂上争到手又失了手的位置，而是一个人受尽波折后，仍肯说：
天地万物，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这话说来平常，做来却难。苏轼难就难在，他不只写出来，也活出来了。
故而后来的人看他，不只是看一个才子，也不只是看一个诗人、词人、书家、画家，更是看一个在大风大浪里，仍能把心放回天地之间的人。这样的人，未必能赢在一时；却常常赢在最后。因为他不靠权，也不靠地，更不靠别人脸色活着。他靠的是胸中那点阔大，那点不肯被得失牵着走的明白。
月色更深时，庭中一片清白，像什么都没有，又像什么都有。
那封买田未成的旧信，静静压在案上，不再说话。可它不说话，意思反倒更长。它像在告诉后人：有些人，一辈子奔走，也未必真有个家；可若心里宽了，天地便都可做家。也像在告诉后人：朋友可以翻脸，权位可以害人，党争可以夺命，田产也可以失手；可只要人心里那一点真东西还在，输的便未必真输，失的也未必真失。
正是：
半生风雨半生迁，
未得田园也自宽。
海上瘴云遮不住，
人间明月照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