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小说构筑的魔幻世界

任晶晶

残雪是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实验小说家，她的三十部代表作涵盖了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是中国先锋文学不断开疆拓土的印证。主要的长篇包括《五香街》（1988，突破之作）《最后的情人》（The Last Lover，2005）、《边境》（Frontier，2008）《新世纪爱情故事》（Love in the New Millennium，2013）以及《赤脚医生》（Barefoot Doctor，2019）。重要的中篇则有《浮云老头》（Old Floating Cloud，1986）《黄泥街》（Yellow Mud Street，1987）与《走廊中的苹果树》（Apple Tree in the Corridor，1987）。短篇作品集《天堂里的对话》（Dialogues in Paradise，1988）及其后的《绣花鞋》《天光蓝》《垂直运动》《我住在贫民窟》《紫苏》《母亲河》等，为英语读者带来了数百篇风格怪异的实验作品。其中，《天堂里的对话》以一系列微型怪谈构建出“异象、寓言与心理剧交织的共同体”，标志着她创作风格的确立。

残雪的小说以其荒诞、超现实、卡夫卡式的叙述风格享誉国内外。阅读她的小说，读者被引入一座座诡异的村庄、支离破碎的城市与迷宫般的空间，在这些场域中，一切都显得不那么真实。正如评论指出，她的文学“拒斥感官，以剥夺感官来构建其虚构宇宙”——在这个世界中，墙壁崩塌，物理法则倒转，人物彼此渗透、相互溶解。

主要作品与结构分析

《五香街》与早期小说

作为残雪的处女长篇，《五香街》（1988）至今仍被视为实验写作的压轴之作。小说设定在一条共产党体制下的“集体”街区，邻居们对神秘的X夫人的行踪深感困惑。在《五香街》（Five Spice Street，1988）中，邻居们围绕一个神秘的“X夫人”的身份争论不休——有说她五十岁，也有说她二十二岁，小说结尾时，“只变得更模糊了”。这种令人晕眩的多视角结构极具代表性：故事不再遵循线性叙事，而是如流言、梦境、隐喻和被埋藏的记忆般展开。

这部小说并不遵循传统情节的推进，而是呈现为一组八卦合唱与自相矛盾的碎片拼贴。一个全知视角的叙述者尝试整合“每一种版本”的说法，然而这种拼接注定无法拼出真相。小说结构充满了悬念设置与误导性线索，本身就构成了对现实主义期待的反讽。有评论写道，残雪始终“将身份的问题置于前台”，却“拒绝提供任何正面议程，不肯滑入口号化的崩塌”。

这种结构上的大胆创新，标志着她对1980年代中国文坛的主动背离。当时，主流写作仍强调“寻根文学”或加西亚·马尔克斯式的魔幻现实主义，强调乡土与传统的回归，而残雪却公开宣称“没有什么是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她对莫言式意识形态叙事的戏仿尤为著名——譬如那场假讲座《阳刚之气与批评的黄金时代》，公然宣示她不会“带着口号向世界进军”。在《五香街》中，真相无法厘清的设定成为其核心张力：小说中的一位住户甚至警告，谁踏入残雪的世界，谁就陷入“故事的流沙”而无法脱身。中国批评界对该书反应复杂，有人指责她“疯癫”、“妄想”，认为她“神经质”得不足以构成文化意义。正如一位学者指出：“评论家在面对这位既反叛又身为女性的作家时，感受到威胁，干脆将她贬为‘歇斯底里’。”

后期小说：《最后的情人》《边境》《新世纪爱情故事》《赤脚医生》

残雪其后的几部长篇小说，则是上述风格的演化与深化。《最后的情人》（2005）将三个纠缠不清的爱情三角交织在一个无名的西方国家中。相较于早期作品的焦灼，它的基调更为温柔而诙谐，但超现实的气息却丝毫不减。一位评论者指出，尽管“她的场景充满异域的奇异性”，残雪仍能以“不间断的逻辑、节奏与精确度”织出一张“永不终结的故事之网”。该书获得了2015年“最佳翻译图书奖”，有评论甚至将其视为当代文学的杰作。（在作品翻译出版后，有人提出了“虚拟魔幻现实主义”的概念来描述其特有风格。）小说中的丈夫、妻子与情人仿佛游荡在梦境状态中，始终被传言与幻想捆缚。她的文字简洁，却充满象征：服装图案仿佛入口，花园映照心灵，每一个场景都像是神话的碎片。

《边境》（2008）则将读者带入中国边陲的雪域小镇“鹅卵石镇”。少女柳金在此遇见会说话的雪豹、幽灵动物、一座真假难辨的旅馆，以及那些与自然记忆交缠的亲人。一位《柯克斯书评》撰稿人称其“怪异、氛围感极强且引人入胜”。魔幻事件层出不穷——杨树叶在梦中低语，墙壁揭示出深渊般的空洞——却从未被具体解释。甚至“边境”这一主题的意义本身也始终未被厘清。这部小说寓言性极强，创作背景正是中国对疆域身份与言论审查问题的激烈争论，其多层隐喻似乎正是为“绕开无所不在的审查”而生。换言之，《边境》更像是一场沉浸式的精神表演，而非传统小说，它以隐喻绘制出焦虑地理图景。

《新世纪爱情故事》（2013）将目光转向现代中国的社会断层。小说围绕一座破败的棉纺厂与一座繁盛的妓院展开，场景设定在一座无名的工业城市。每一章聚焦一位女性——女儿与母亲、处女与妓女、科学家与女学生——她们被困在荒芜的城市现实与逝去的乡村记忆之间。小说中的女性从未脱离叙事的扭曲：一位女子重伤的身体竟开出花朵，另一人的面容反复变形为梦中的外国访客。暴力与情欲交缠出现：在残雪的设定中，苦难场景往往也包含一种狂喜式的超越。评论者形容其世界为“充满梦境逻辑的丰富场域”，在其中，科学、时间与地理都化作象征。正如一位评论写道，某栋建筑的崩塌“正是其欺瞒本质的暴露”。但在混乱之中，也闪现出温情与讽刺的片刻。一位老人试图记录工厂的历史，却被官僚摧毁了仅存的记忆；另一位老者亲吻雏菊，倒卧泥土，在死亡中找到平静。小说暗示，在现代异化的浪潮中，细微的关怀与注视也许是最后的希望——然而当“翻案”的瞬间降临，它却又立即被熄灭。

《赤脚医生》（2019）或许是残雪最具诗意也最温和的长篇。小说背景设定在山中云雾缭绕的小村庄，讲述年长的治愈者易夫人培训一批以草药与仁心为本的新“赤脚医生”的故事。基调由荒诞转向神秘的静谧。如一位评论所言：“尽管云村的人多数极为贫困，但这座村庄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知足能力。”易夫人的教学宛若一连串“信任练习”与集体仪式，也教导其戒备的年轻徒弟（也教导读者）如何从平凡中体认神圣。在这个世界中，鸡群可能与幻兽交战，村民能与动物交谈，甚至临终者也会狂笑而逝。到小说结尾，易夫人口中的“那个东西”，已演化为一种宇宙性的感知：能从草场的注视中体会温柔，也能从叶片上的斑点中读懂历史。这是残雪最柔性的作品之一，不以荒诞惊人，而以静美动人，风格虽转，气质依旧。

短篇与小说集

残雪在短篇形式上的创新能力，与其长篇作品相比毫不逊色。她的早期短篇集《天堂里的对话》（Dialogues in Paradise，1988）收录了数十篇仿佛梦境、草图或现场即兴表演般的微型小说。例如，在《那又怎样》一篇中，一个人的分身竟然竞选市长；而在《萱草花节笔记》中，一名丈夫居然字面意义上“消失在墙纸里”。这些故事通常从一个微妙的超现实转折起步，继而在不安或幽默中迅速升级。

此后，她陆续出版了《天光蓝与其他故事》（Blue Light in the Sky & Other Stories）、《绣花鞋》（The Embroidered Shoes）《垂直运动》（Vertical Motion）《我住在贫民窟》（I Live in the Slums）《紫苏》（Purple Perilla）以及《母亲河》（Mother River）等短篇集，涵盖其1990年代以来的大量短篇创作。它们包含了许多最为著名的中短篇，如《浮云老头》（Old Floating Cloud）——也是她1991年英文短篇集的题名篇——串联了一名女子在一处即将被拆除的建筑工地上徘徊、与幽灵相遇的故事；《黄泥街》（Yellow Mud Street）则是一部流浪灵魂在世间游荡的游记体中篇；《走廊中的苹果树》（Apple Tree in the Corridor）通过一件神秘物品将多个故事互相勾连。每部作品都在形式上进行尝试：叙述者可能在故事中消失，叙事可能折返，结尾也可能戛然而止。

在这些短篇作品中，人物塑造依旧怪异迷离。人物可能仅以缩写、动物绰号或根本无名现身；家庭成员化为昆虫，恋人交换面孔，学生登台讲课——一切皆有可能。然而，这些人物却总带着惊人的鲜活感。一位评论人在评析《天光蓝》时写道：即便情节不断滑向荒诞，“残雪笔下的人物依然带着泪水欢笑，抗拒堕落，甚至抗拒饥饿”。换句话说，哪怕设定再荒谬，她笔下的人物依然在人性层面上真实可感。她对人际关系的描写，常呈现出密谋性或痴迷感，无论是夫妻、兄妹，还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都潜藏着语言无法说尽的张力。每一段对话都暗藏玄机，没有一个“暗号”会毫无讽刺地被抛出。故事对话往往在瞬间从寻常跳跃至神秘。而贯穿所有故事的，是一种清晰的直觉：这些人物的情感世界，与现实中我们的内心世界一样丰富、一样纠结。

核心主题和美学特征

贯穿残雪创作生涯的，始终是以下几个核心主题和美学特征：

身份与主体性:在残雪的小说中，“自我”究竟如何构建，乃至如何在语言与社会目光之中被解构，是反复被追问的主题。在《五香街》中，那位面目不明的“X夫人”仿佛成了“民众偏见与臆测的集散地”，邻人对她身份的猜测无休无止。类似地，在《最后的情人》中，杂乱无章的绯闻网将几对命运多舛的恋人联结起来，他们的内心世界彼此渗透，甚至交织进对方的幻想之中。这些设定共同指向一种对线性叙事和固定身份的颠覆——如有评论所言，《五香街》是关于身份意义及其来源的小说，是关于个体与集体之间关系的小说，是关于公共与私人自我之间裂缝的小说。她笔下的人物常常没有名字、身份可互换、人格破碎，仿佛只是一个意识的多个碎片，而非独立存在的个体。

记忆与历史：残雪的创作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创伤的土壤之中。她的家庭曾在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这段残酷历史的回响以各种方式渗透进她的小说。学者指出，她早期的中篇小说被一种“迷雾状的历史幽灵”所笼罩，而这种幽灵源自她个人与家庭的流放与苦难。往昔之鬼往往在小说中以幽灵或尸体的形式显现，也可能是以失落的记忆形态隐喻性地浮现出来。于是，在她的小说中，“叙述者或主角可能深埋在故事某处，或在场景上方徘徊，或隔墙窥视”，评论者形容这种状态为“轮回之梦，一种统一意识的集体梦境”。

潜意识与超现实：梦境逻辑与诗意隐喻主导了残雪的叙述方式。场景经常毫无预兆地跳转：在《新世纪爱情故事》中，一名女子自断首级，却发现伤口竟然化作一个“阴道般的深渊”，将过去的创伤具象化；而在《边境》中，位于边陲的“鹅卵石镇”迎来成群的雪豹与不稳定的建筑结构，一个孩子脚下突然出现深渊，旅馆与帐篷的空间在现实与幻觉之间游移不定。对话常常仿佛从梦中翻译而来：在《五香街》中，邻居们将性爱称为“业余消遣”，还有角色自称双眼“退休了”，只因她买了一面镜子和一台显微镜。时间是可塑的，城市是塌陷的；若用伊施伍德的术语“非真实之城”来形容，仍不足以囊括残雪笔下那些迷雾般、内化为灵魂地景的都市。

语言与叙事实验：残雪的语言风格彻底拒绝传统叙事。她的句子往往呈现出一种“建立又拆解”的结构，重复与陌生化句法比比皆是，逼迫读者抛弃对字面意义的依赖。英译者常将她的风格比作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语言简洁明快、清晰有力，但在节奏与回环中充满迷宫般的魅力。她的小说往往拒绝结局：谜团无需答案，道路可以通向虚空，身份始终未被揭示。有评论人发明了“虚拟魔幻现实主义”一词来描述她的写作效果——类似魔幻现实主义，却剥除了其中的因果逻辑。

象征与寓言：尽管个人风格极其独特，她的意象系统却具备显著的象征性。镜子、鸟类、笼子、植物与室内空间是反复出现的母题。残雪本人曾说，她的所有小说“本质上都是自传性的”，这些意象往往向内指向作者的精神世界。譬如《赤脚医生》围绕村中草药医生展开，小说最终指向某种“宇宙性的理解”——连野草都“钟爱赤脚”。而《新世纪爱情故事》则将一群女性置于日益崩坏的工业体系与幻觉般的戈壁妓院之间，探索她们在资本主义之下对身份的追索。在这些故事中，哪怕是日常的细节（如孩子的游戏、早餐的习惯、野地的香草）都可能隐匿着存在主义的顿悟：正是在《新世纪爱情故事》中，杂音、崩塌的建筑与人群声浪，反衬出潜伏其后的讽刺诗意与日常之诗。

心理深度：在她荒诞幽默的叙述背后，是一种边缘处的悲悯。残雪笔下的人物常常在孤独、疯癫与炽烈的渴望中挣扎。例如，《新世纪爱情故事》中有女性“孤独到只能在旷野里点草燃烧，以此沟通世界”；《赤脚医生》里的一位老人，在临终前竟然放声大笑。这些人物并非悲剧性的受害者，而是“在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夹缝中被遗弃的人”，但他们仍以奇异的方式守护着尊严。他们的内心以梦魇与狂想的方式迸发——“处于一种热烈的、将外形与世界变形的状态”。残雪从不意在娱乐大众，她的写作目标是探索“灵魂深处那不可言说的秘密”。

主题与共情：超越哲学的文学-哲学

残雪曾直言：“小说是文学的最高层次，是哲学之前行的探险队，是一种超越哲学的文学-哲学。”她的作品对“存在”与“虚无”持续发问，与卡夫卡、贝克特一脉相承，却又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底色。在她的小说世界里，荒诞、虚无与梦境式的报应逻辑共同主宰：一个善意行为可能带来惩罚，一个莫名罪行也可能获得奖赏，叙事法则遵循的是一种梦的伦理。

但与部分西方荒诞派作家的冷峻不同，残雪始终保留着一股深沉的同情心。她的故事经常以共情与团结为落点，比如村民围绕狐狸尸体的集体守护，隐约暗示着一种底层的精神共同体。在这层意义上，她的文字也被视为与道家、佛家“无常”与“无我”的思想互通：知识的传达并非依靠明确的陈述，而是通过裂缝——在不确定处渗出的意义。

在叙事技术上，残雪时常放弃单一视角。即便有第一人称叙述者，其身份也常常模糊、匿名，更像是一个记录仪，而非具备道德立场的主体。在《五香街》中，叙述者如实记下关于X夫人的所有传闻，却从不加以评论。这种去主观化的笔法，使她的文本像一面镜子，反射出读者自身的偏见与解读欲望。

节奏的处理也极具实验性：有时一个段落被分成二十五个编号句子，每句语气平均；有时一段文字在气息未尽中奔涌至整整一页。她对文字的游戏性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热衷自造词语与隐喻突转。《五香街》中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开篇句：“关于X夫人的年龄，在五香街上有各种意见。每一个人的猜测都不比别人的逊色。至少有二十八种不同的说法。”这段看似轻描淡写的描述，为小说定下了嬉戏的基调：语言即谜题，叙述如万花筒。

隐喻与象征在她的作品中无处不在。《黄泥街》中连粪便都具有象征意味；《赤脚医生》中，斗鸡则成为一种宇宙博弈的暗示。但残雪始终强调，隐喻必须自然生长于叙述之中，而非由上而下的强加，因此她的象征从不带说教意味。

评论界经常将她与西方先锋作家并置。残雪曾深入研读卡夫卡，1990年代末甚至出版了《灵魂的城堡：卡夫卡导读》一书。一位评论者指出，阅读残雪“仿佛在读舒尔茨、卡尔维诺或博尔赫斯”，但又强调，她的世界“即便在这些大家的对照下，仍仿佛是第一次被发现”。确实，她那种“平铺直叙”的语言层层堆叠，常被拿来与格特鲁德·斯坦相提并论，而她对荒诞性的痴迷，也让她稳稳地嵌入卡夫卡式的精神谱系。

在中国语境中，残雪常被归入1980年代的“莫洛”或“先锋”写作潮流，与葛菲、马原等人并列。他们代表着后毛泽东时代一度勃兴的超现实文学浪潮。然而，即便在这批先锋作家中，残雪也显得特立独行。评论家指出，她的写作“朦胧而富有哲学深度”，并强调“无人能比她更成功地将西方现代主义的技巧与中国的文化经验结合起来”。

中国文学语境中的残雪

残雪的创作生涯始于1980年代中国文坛的“后毛泽东”先锋浪潮，彼时正值“文革”结束、“伤痕文学”盛行之后。一批作家不再满足于现实主义与民族叙事，转而追求语言实验、精神深描与形而上探索。这股潮流被称为“朦胧”或“先锋派”写作潮流，它以强烈的自我意识为特征，探索新的叙述可能。一项研究指出，1980年代的先锋作家“怀着强烈的文学自觉……实验性地建构语言风格，旨在重塑文学世界的自由”。

在这股浪潮中，残雪迅速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名字之一。《大卫出版》旗下的评论期刊甚至称她为这一代“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而她的风格，对当时的中国读者而言，更是“出格”得几近惊悚。她不讲述“乡土中国”，不歌唱“民族历史”，不安慰读者，也不提出清晰的社会主张。在她之前，小说是有“中心思想”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是教育工具，而她却宣称文学是一场“精神表演”——不是供人消遣，而是呈现内心经验的仪式。她笔名“残雪”（意为“未融之雪”），便昭示了这种对热情与温情传统的决绝。

正如陆同林（Tonglin Lu）所指出的那样，许多男性评论家面对她时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安——一个女性作家，同时又如此激进、破坏性强，这在他们眼中意味着“规范的双重颠覆”。于是有人开始将她标签为疯子，甚至公然质疑其心理状态。残雪对此反应冷峻：“如果一个读者觉得这本书无法阅读，那很明显他就不是我的读者。”她并不与主流为伍，不参与文坛圈子，始终保持独立。到了1990年代初，中国文坛随着市场化改革迅速转向，先锋潮流迅速衰落，许多作家转向更商业化的题材，只有残雪独自坚持，在沉默中拓展自己的写作宇宙。

尽管她在国外屡获殊荣，在中国本土，残雪却始终处于边缘地带。在西方，她受到评论家与译者的持续追捧：其作品被译为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与瑞典语，曾被《纽约客》（The New Yorker）、《格兰塔》（Granta）等刊物专题报道。她的小说曾荣获多个国际翻译奖项，例如《最后的情人》便于2015年获得“最佳翻译图书奖”，并入围“布克国际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的长名单。有评论指出，她曾多年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某些评论甚至将她与伍尔夫、乔伊斯并列，称她的落选如同那些历史性的“遗珠”。

相比之下，在中国，她却始终未能进入“文学明星”的核心圈层。一位评论者尖锐地指出：“说她在国内‘默默无闻’其实是一种侮辱，因为她确实拥有忠实的文学读者群，但她绝不是中国的文学明星。”最明显的标志是，她从未入围茅盾文学奖或鲁迅文学奖——中国当代文学的两项最高荣誉。

这种边缘化的原因复杂而多重。一方面，她始终拒绝与体制文艺结盟，她“在中国文坛体制之外生长”，自始至终在海外比在国内更有知名度；另一方面，她的语言风格本就晦涩，对普通读者而言挑战甚大；她所书写的主题——心理放逐、女性隐喻、替代性革命——也不符合任何清晰的政治命题，难以被文学机构“整合”进国家话语。于是，尽管部分批评家与学者高度评价她的作品，一般大众对她几乎陌生。

这种不对称让她的崇拜者深感挫折。有评论指出：中国不乏具有诺奖级别的作家，譬如汪曾祺、贾平凹等人，但在这些名字的讨论中，残雪却极少被提及。残雪本人也承认，即便今日，她的新书在国内仍常常被评论界忽视，因为“他们根本看不懂”。反倒是海外读者，在每一句谜语般的文字中徘徊不舍。

她为什么从未在中国“破圈”？其中一个原因是时代错位。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国读者开始倾向于更容易接受的类型：或是如“元气现实主义”一般讲述中国如何“奇迹崛起”的故事，或是“伤痕文学”式的道德赎罪叙事。而残雪从未提供这些安慰。她的作品令人“不安”甚至“歇斯底里”，没有明确的教训可引导学生思考，因此很少进入中小学或高校教学体系。

性别也不容忽视。在一个女性作家往往面对“双重禁锢”的社会语境中，残雪的“放弃线性”、“拥抱混乱”使她在体制内文学把关人眼中格格不入。她毫不妥协的声音，对男性批评家而言，是一种根本的挑战。有一代批评人甚至干脆称她为“疯女人”，不愿将如此激进的创意归功于一个中国女性。

而在西方，她的“奇异性”恰恰成了卖点。接触到《五香街》或《边境》的外国读者，常常将她与卡夫卡、博尔赫斯相提并论。她的小说被纳入比较文学的课程，受到严肃的学术关注（例如，一篇2025年发表在《美中外语研究》期刊的论文，系统分析了她在先锋文学中的地位）。多位译者曾表示，正是她“令人萦绕的隐喻”与“不肯妥协的原创性”吸引他们投身其作品。她自己也曾笑言：“我和我的每一位英语译者都是朋友”——这句话，道出了翻译在她文学命运中的决定性意义。

残雪小说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残雪对当代文学的影响虽然隐秘，却是切实存在的。在中国，尽管她始终未成主流，但她激励了少数年轻作家继续在形式与叙述上展开实验，哪怕他们的力度尚难与她比肩。在国际文学界，她的成功打开了一个全新视角，使西方读者意识到：中国当代小说并非仅限于乡土、政治或历史题材，它也可以拥有超现实的深度与先锋的形态。残雪的作品激励了更多出版人愿意尝试引进中国先锋写作，为其他非现实主义华语作家开辟了通路。

从更宽广的层面看，残雪是一个跨文化文学空间中的桥梁式人物。她精读过但丁、卡夫卡、博尔赫斯，并将这些文学技法与中国文化记忆层层叠加。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她的作品提醒我们：即便是最具“地方性”的故事——比如雪下村庄中的独居老妇，或荒漠工厂中的沉默工人——只要植根于普遍的孤独、幻灭与追索，也能与世界读者的精神经验产生共振。

如今，随着中国第一代改革者逐渐老去，残雪的作品在回望与预示之间，显得既激进又先知性。她的晚期小说展现了一个奔向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社会，但她笔下的角色仍以古怪而固执的姿态“抗拒堕落”。正如批评家高子杰在评析《新世纪爱情故事》时所言，残雪“比以往更坚定地试图将那些实验性的、神秘的灵魂秘密带入地表”。这种将痛感与游戏性并置的风格，正是她写作的精神印记。如果说当代世界文学常常追逐明确意义的即时性，那么残雪的作品则要求我们停留在不确定的缝隙之间——在那里，文学仍然是一种抵抗时间与结构化认知的形式。

正如文学史家黄运特（Yunte Huang）所言，“不论她的作品究竟在做什么，它都不是在朝某个方向‘行进’”——它既不属于某种文类，也不屈服于性别角色或民族叙事的桎梏。也因此，有读者称她“完全独一无二”：她是真正的破坏者，不断将小说推向自身的极限。

残雪的文学地位或许尚在形成之中。崇敬她的人，仍在等待那一天——她的名字能与卡夫卡、博尔赫斯并列，列入世界文学的核心星座。而即便此刻，那些愿意深入阅读和理解残雪的人，也可通过阅读获得一种罕见的文学馈赠：如梦境挥之不去，留在意识深处谜一般的寓言。